她每晚搬动那张桌子 那年我在惠州陈江的电子厂打工，租了个老小区的次卧。合租的是个带着孩子的女人，她男人在深圳开货车。每晚十一点，她准时把客厅那张折叠桌搬到墙边，再推回去。我以为她有病，直到那天她女儿在桌底下哭出声来。 2013年，我在惠州陈江镇的一家电子厂做QC，上的是两班倒。夜班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，白班反过来，半个月换一次。生物钟永远是乱的，人永远是困的。 为了省钱，我在厂区后面的老小区租了个次卧，月租三百八，跟房东老太太一人一间。客厅、厨房、卫生间共用。搬进去那天，我才知道另外还有一对母女住主卧。女人叫阿珍，三十出头，在附近超市做理货员，女儿七八岁，上小学一年级，名字叫朵朵。她男人在深圳跑长途货运，一个月回来一两次，每次待一两天就走。 老小区的隔音差得离谱。隔壁冲马桶、楼上吵架、楼下野猫叫春，全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我住了大半个月，跟阿珍没说过几句话。她早出晚归，我也早出晚归，碰上了就点个头。朵朵倒是嘴甜，见我就喊叔叔，声音脆生生的。 搬进来第二周，我开始注意到一个奇怪的事。 我上夜班的时候，十一点半从房间出来准备出门，总能看见阿珍在客厅里搬桌子。那张折叠桌是房东留下的，铁架子，木头桌面，死沉死沉的。她一个人吭哧吭哧地把桌子从客厅中间推到墙边，贴着墙面放好。然后大概过了十几分钟，我下班回来——哦不对，我是出门，是换班的时候——反正就是我凌晨八点下夜班回来的时候，桌子又回到客厅中间了。 天天如此。 起先我以为她在打扫卫生。后来发现不对，她搬桌子的时候地也不扫，也不擦，就是把桌子推到墙边，站那儿看一会儿，又推回去。有时候推过去，过五分钟，再推回来。跟做贼似的。 我心想这姐们儿是不是脑子有点毛病。上夜班本来就熬人，半夜回来想倒头就睡，隔壁咔嗒咔嗒搬桌子，铁腿蹭瓷砖地的声音特别刺耳，跟指甲刮黑板一样。我忍了几天，实在忍不了了，趁周末她在家，敲了敲主卧的门。 “珍姐，那个……客厅那桌子，晚上能不能不搬来搬去的？我上夜班回来就靠白天睡觉，那个动静……” 她脸一下子红了，跟做错事的小孩一样，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，以后注意。 态度好得让我反而不好意思了。我说没事没事，可能我睡觉轻，你稍微轻点就行。 她说好，一定注意。 结果第二天晚上，照搬不误。只是声音轻了一点，推之前先抬起来一截，尽量减少摩擦。但那桌子铁架子沉得要命，抬起来再放下，“咣”一声，比拖过去还响。我躺在床上听得一清二楚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恨不得冲出去把桌子砸了。 但我没出去。因为那天我多听了一耳朵。 阿珍搬完桌子之后，大概隔了十来分钟，我听见主卧的门轻轻开了，然后是赤脚踩在瓷砖上的声音，嗒嗒嗒，走到客厅。接着是很小的说话声，听不清说什么，但语气很急。然后桌子又被推回去了。 我趴在门缝往外看了一眼。阿珍蹲在桌子旁边，手伸到底下摸来摸去。朵朵站在主卧门口揉眼睛，带着哭腔说：“妈妈我睡不着。” 阿珍压低声音：“你回去，快回去，别出来。” 我当时脑子里闪过一些不太好的念头。但转念一想，一个超市理货员，一个月挣两千出头，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再说她男人一个月回来一两次，该带的东西也都带了。我瞎琢磨什么。 就这么过了俩月，我也习惯了。十一点半准时响，响完就消停。我把枕头蒙脑袋上，数到五百，基本就能睡着。 直到那个周四晚上。 那天朵朵发烧，阿珍请了假在家照顾她。晚上十点多我出门上夜班，还看见阿珍在厨房熬粥。朵朵躺在沙发上，脸红扑扑的，额头上搭着湿毛巾。我问要不要帮忙带点退烧药，阿珍说吃过了，没事。 凌晨三点多，厂里设备故障，整条线停了。线长说今晚不修了，明天再说，提前下班。我骑电瓶车回小区，三点四十左右进的屋。 一进门就听见客厅里有人在哭。很小的声音，抽抽搭搭的，憋着不敢大声那种。我以为是阿珍半夜哭，心说这又是怎么了，站着听了一会儿。 不对，声音是从桌子底下传出来的。 我喊了一声“珍姐”，主卧门开了，阿珍穿着睡衣出来，看见我站在客厅，脸都白了。 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 “厂里停电。朵朵呢？” 她嘴唇哆嗦着，没说话。我走过去把折叠桌拉开——就是往墙边推的那个动作，一模一样——桌子底下，靠着墙角，放了个塑料小凳子，朵朵缩在凳子上，抱着膝盖，哭得满脸都是眼泪鼻涕，看见我就往我怀里扑。 “叔叔我怕……” 我抱着她，感觉后背一层冷汗。这小孩烧还没退利索，脸滚烫，手冰凉，抖得跟筛糠一样。我问阿珍到底怎么回事。 她站那儿，两只手绞着睡衣下摆，绞了半天，才说了一句：“她爸快回来了。” 我没听懂。“她爸回来你们娘俩就不睡觉了？睡桌子底下？” 阿珍眼圈红了。她蹲下来，从桌子底下的墙角抠出来一个东西——是个铁皮饼干盒，很旧，上面印着“嘉顿”两个字，锈得边角都烂了。 打开，里面是一沓钱，有零有整，拿皮筋扎着。最上面是一张邮政储蓄的存折，我看了一眼余额：四万三千多。 “他每回回来都翻我东西。”阿珍声音很小，“翻柜子、翻抽屉、翻床垫